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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种情况下,亦即是当你对于现在交战的双方无论哪一方获胜都不害怕的时候,你就必须更加审慎考虑你支持哪一方,因为你在利用他方的帮助把一方覆灭,——而他方假若是明智的话,是一定会拯救后者的。如果他得胜了,他就得听你的决定;而在你的帮助下,他是不可能不胜利的。某些君主为着牢靠地统治国家,就解除了他们的属民的武装;另一些君主将所属的各个城市分裂;又一些君主则树敌反对他们自己;又一些君主则努力把他们开始统治时怀疑过的人们争取过来;又一些君主则兴建堡垒,而有些君主则破坏并摧毁堡垒。虽然,对于这一切事情要做出确定性的判断,除非掌握了某些采取过某种类似决定的国家的具体情况,否则是办不到的,但是我想在这个问题本身所允许的范围内一般地谈一谈。[8]朱利奥二世于1506年征服了波洛尼亚;战胜了威尼斯,然后解散康布雷联盟;另外于1511年成立反对法国路易十二世的神圣联盟,由教廷、威尼斯、西班牙联合起来驱逐法国人。1513年2月朱利奥去世后,法国人再次被驱逐出意大利。伟德体育苹果app任何人都认为,君主守信,立身行事,不使用诡计,而是一本正直,这是多么值得赞美呵!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一本信义的人们征服了。

伟德体育苹果app关于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者依靠幸运而成为君主这两种方法,我想提出尚在我们脑海中的两个例子。这就是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和切萨雷·博尔贾这两个人。弗朗切斯科运用适当的手段,依靠自己卓越的能力,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公爵。他取得其地位时备极辛苦,事后保持其地位就没有多少困难了。另方面,那位被老百姓称为瓦伦蒂诺公爵的切萨雷却是依靠他父亲的好运而取得那个国家的。可是后来由于这种好运消失,他也就亡国了,尽管他在这个依靠他人的武力和依靠幸运而获得的国家里,为着使自己能够在那里扎根,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并且凡是一个明智能干的人应做的一切事情他都做了。因为,正如以上所述,一个人如果在开头的时候没有奠定基础,事后可以运用巨大的能力去打基础,虽然这对于建筑师说来是很困难的,而且对于建筑物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考察一下公爵的全部进展过程,我们就会看到他曾经为着他的未来的权力奠定牢固的基础。我认为讨论这件事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不知道,除这位公爵的行动这个例子之外,对于一位新君主还有什么更好的教训。再说,如果他的处置无济于事的话,这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运气极端的异常恶劣使然[1]。[15]查理八世,法国国王(1470—1498),1494—1496年曾侵入意大利佛罗伦萨、那波利,后被逐。关于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者依靠幸运而成为君主这两种方法,我想提出尚在我们脑海中的两个例子。这就是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和切萨雷·博尔贾这两个人。弗朗切斯科运用适当的手段,依靠自己卓越的能力,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公爵。他取得其地位时备极辛苦,事后保持其地位就没有多少困难了。另方面,那位被老百姓称为瓦伦蒂诺公爵的切萨雷却是依靠他父亲的好运而取得那个国家的。可是后来由于这种好运消失,他也就亡国了,尽管他在这个依靠他人的武力和依靠幸运而获得的国家里,为着使自己能够在那里扎根,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并且凡是一个明智能干的人应做的一切事情他都做了。因为,正如以上所述,一个人如果在开头的时候没有奠定基础,事后可以运用巨大的能力去打基础,虽然这对于建筑师说来是很困难的,而且对于建筑物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考察一下公爵的全部进展过程,我们就会看到他曾经为着他的未来的权力奠定牢固的基础。我认为讨论这件事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不知道,除这位公爵的行动这个例子之外,对于一位新君主还有什么更好的教训。再说,如果他的处置无济于事的话,这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运气极端的异常恶劣使然[1]。

但是,为着训练脑筋,君主还应该阅读历史,并且研究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动,看看他们在战争中是怎样做的,检查他们胜利与战败的原因,以便避免后者而步武前者。最重要的是他应当象过去那些伟大人物那样做。他们要选择某一个受到赞美和尊崇的前人作为榜样,并且经常把他们的举措和行动铭记心头,据说[5],亚历山大大帝就是效法阿基里斯,恺撒[6]效法亚历山大,西奇比奥[7]效法居鲁士。谁读色诺芬[8]所写的居鲁士王的生平,谁就会从西奇比奥的生平看到他效仿居鲁士给自己带来多大光荣,同时在纯洁、和蔼、仁慈、宽宏大量方面,西奇比奥同色诺芬所描述的关于居鲁士的特性多么吻合。在那些象法国那样统治的王国里,情况就恰好相反:因为在那里常常有不满份子和希望变革的人,如果你把这个王国的某些贵族争取过来,就很容易侵入那里。由于上述理由,这些人会为你的入侵开路,使你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是如果以后想要保有这个国家,你就会遇到无限的困难,它来自那些曾经帮助你的人们和你已经打败的人们。你只是消灭了君主的家族,那是不够的,因为残存的贵族将成为新变革的首领。而且,由于你既不能使他们心满意足,又不能灭绝他们,因此,当他们的时机一旦到来的时候,你就会失去这个国家。塞韦罗想要成为整个帝国的主宰,在这之后,他还有两项困难。其一在亚洲,亚洲军队的统帅尼格罗[18]已在那里自己称帝;其二在西方,有个阿尔皮诺[19]在那里,正在执政,也觊觎帝国。伟德体育苹果app但是,如果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征服国不同,那末就会发生种种困难了。要保有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就需要非常的好运并作出巨大的努力。而最好和最有力的办法之一,也许是征服者亲自前往,驻节在那里。这就会使得他的占领地更加稳固,更加持久,例如土耳其人在希腊就是这样作的[4]。假使土耳其国王不移跸希腊,那么,即使他为着保有希腊而采取其他一切办法,他还是不能够保有那个国家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当地的话,骚乱一露头他就能够察觉了,从而他就能够迅速地加以消除。但是如果他不在跟前,那么,只有在大乱的时候他才能够察觉,那时他已经不再能够消除骚乱了。除此之外,那个地方不受他的官吏掠夺;臣民由于能够立即求助于君主而感到满意。因此,那些愿意做良民的人势必更加爱戴君主,而那些别有怀抱的人则势必更加害怕他。至于那些想从外部进攻这个国家的人,就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当君主驻节其地之日,想把它从君主手里夺取过来是极困难的。

我毫不踌躇地援引切萨雷。博尔贾及其行迹为例。这位公爵依靠援军侵入罗马尼阿,他们全部是法国的军队并且依靠他们占领了伊莫拉和富利。但是后来,他觉得这种军队靠不住,于是转而依靠雇佣军。因为他认为雇佣军的危险较小,他雇佣了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兵,可是,后来在管理中觉察他们可疑、不忠实,并且有危险的时候,他立即消灭他们,回过头来依靠他自己的人。我们注意了一下:当这位公爵只是依靠法国人,当他依靠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雇佣军,以及当他依靠自己的军队和他自己的时候,他的名气互有不同,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认识到这些军队之间的差别了。我们发现,当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他的军队的完全的主人的时候,他的名声总是愈来愈大,他受到人们的敬佩,是任何时候都比不上的。[19]圣·乔治(SanGiorgio),枢机主教,即拉斐勒·里亚里奥(RaffaelleRiAario),其命名同前。[10]原文:“digodereelbenefiziodeltempo”,是当时意大利和法国流行的谚语。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ordinecivile)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往往处于危险状态。因为这类君主不是由自己亲自指挥就是通过官吏进行指挥的。在后一种场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当官的人们的意志;而后者,特别是在危难时期,不是采取行动反对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篡权夺位。君主在危难中已经来不及行使绝对的权力了,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接受官吏的命令惯了,在这种危急之秋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动荡不安之日,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够信赖的人。这种君主不能够以太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作为根据。因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当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难时期,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而这种经历是极其危险的,它只能经历一遭就再没有机会了。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

关于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者依靠幸运而成为君主这两种方法,我想提出尚在我们脑海中的两个例子。这就是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和切萨雷·博尔贾这两个人。弗朗切斯科运用适当的手段,依靠自己卓越的能力,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公爵。他取得其地位时备极辛苦,事后保持其地位就没有多少困难了。另方面,那位被老百姓称为瓦伦蒂诺公爵的切萨雷却是依靠他父亲的好运而取得那个国家的。可是后来由于这种好运消失,他也就亡国了,尽管他在这个依靠他人的武力和依靠幸运而获得的国家里,为着使自己能够在那里扎根,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并且凡是一个明智能干的人应做的一切事情他都做了。因为,正如以上所述,一个人如果在开头的时候没有奠定基础,事后可以运用巨大的能力去打基础,虽然这对于建筑师说来是很困难的,而且对于建筑物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考察一下公爵的全部进展过程,我们就会看到他曾经为着他的未来的权力奠定牢固的基础。我认为讨论这件事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不知道,除这位公爵的行动这个例子之外,对于一位新君主还有什么更好的教训。再说,如果他的处置无济于事的话,这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运气极端的异常恶劣使然[1]。[4]大流士(Dario)指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DarioⅢ,在位是公元前337—330),又名科多曼诺(Codomanno),一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远征军战败,公元前331年全军覆没,大流士逃脱,后被自己的州长杀害。虽然在古代历史上,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但是我不想离开教皇朱利奥二世这个新近的例子,他那个决定是再糊涂不过的:他因为想占领费拉拉,于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外国人的手里,只是由于他的好运发生了第三种情况,才使他没有吃到他这种轻率抉择的苦果。因为他的援军在拉文纳被击溃之后,瑞士人奋起把征服者驱逐出去——这是同他和其他人的预料完全相反的。这样一来,由于他的敌人已经逃走了,他才不致成为他的敌人的俘虏。同时教皇已经由于援军以外的其他军队获胜了,也没有成为自己的援军的俘虏。佛罗伦萨人自己完全没有武装起来,却派遣一万名法国兵去进攻皮萨[2],他们这种作法比起他们以前任何危难时期都更加危险。君士坦丁堡的皇帝[3]为了反对他的邻国,派遣上万名土耳其军队到希腊,战事结束的时候,他们不肯离境,这就是希腊受异教徒奴役的开端。[12]塞蒂米奥·塞韦罗(L.SettimioSevero,146—211),罗马皇帝(193—211)。

[6]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道士(GirolamoSavonarola,1452—1498),佛罗伦萨宗教改革家。1475年为多米尼加会修道士。五年后进佛罗伦萨圣马尔科修道院传教,抨击当时教会和教士腐化堕落,主张改革和复兴宗教,并建立一个有效的共和政府。1491年萨沃纳罗拉成为圣马尔科院长,对佛罗伦萨政治影响日增。1494年,自梅迪奇家族被驱逐出佛罗伦萨后,萨沃纳罗拉掌握了佛罗伦萨的支配权,主持制定1494年宪法;至1497年为其全盛时期。但为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所敌视,其势力骤然削弱,1498年作为异端者被捕,并被烧死。但是在新君主国里,就出现重重困难。首先,如果它不是全部是新的,而只是一部分是新的(从整个来说,它可以称为混合国),那里的变动主要是来源于一切新君主国所固有的困难。这就是,人们因为希望改善自己的境遇,愿意更换他们的统治者,并且这种希望促使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的统治者。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上当受骗了,因为后来经验告诉他们,他们的境遇比以前更恶劣了。这种情况是由于另一种自然的、通常是必然的情况造成的。这就是,因为新的君主由于他的军队和新占领之后带来的无数的其他损害,常常不可避免地开罪于新的属民。伟德体育苹果app[8]焦万尼·奥库特(GiovanniAucut,1320—1394)是英国武士约翰·霍克伍德在佛罗伦萨用的名字。此人曾参加英法战争,由英王受勋,后纠集队伍到意大利各国作为雇佣军,成为著名的“白衣连队”,参加多次战役,死于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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